教改學堂 Learn to Reform

English台灣 / Taiwan2013 / 75 min
導演:張釗維



 

一九八七年中華民國解除戒嚴,華人歷史上真正意義的憲政在台灣開始落地;七年之後,一九九四年四月十日,教育改革大遊行,提出「落實小班小校、廣設高中大學、制定教育基本法、推動教育現代化」四大訴求,並透過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落實於教育的各個領域,至今仍未止息。

二十年來,台灣社會對教改的是非功過多所評議。本片遍訪教改倡導者、教育行政領導者、批判教改者以及教師、學生與家長,一方面回顧教改的歷史過程,另方面透析教改所面臨的困境,以及背後的深層因素。在結構上以七堂課為劃分,分別是「歷史課:教改前傳」、「教育課:當補習班變成學校」、「倫理課:新生活.舊倫理」、「輸贏生死經濟學」、「公共行政課:公部門怎麼了」、「公民課:未來方略」、「生物課:物種多樣性」;形式上運用小學生讀各種教科書課文作為導引,加上幽默的脫口秀,寓沉重於輕鬆;在眾多教改親歷者與見證者的證言與意見之中,本片希望能達到庖丁解牛的效果,層層深入教育的核心,同時也深入台灣社會文化改革的核心。
 



導演簡介

張釗維,1966年生於台灣,台南市人,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, 英國北方媒體學院(Northern Media School)紀錄片碩士。現任CNEX基金會董事、製作總監;曾任《破周報》編輯、《南方電子報》主編、新加坡運行視覺駐北京製片人、陽光衛視紀錄片中心總監,現任CNEX製作總監。著有《誰在那邊唱自己的歌─1970年代台灣現代民歌運動史》、《穿梭米蘭昆》,譯有《龐克的哲學》。

紀錄片作品

2012 《反對者陳獨秀1879-1942》 The Non-conformist: Chen Du-xiu 1879-1942
2007 《財富之道》Way of Fortune
2005 《築之夢》Dreaming of Building
2004 「狂飆的世代:台灣本土學運」系列之《消失的左眼》、 《向左走、向右走》Leftism Forgone and Generation Divided
2000 《山海的喉嚨──胡德夫與飛魚雲豹音樂工團》 Throat of Mountain and Ocean
1998 《跨──廢墟地圖》Crossover – Map of Ruins
1997 《暴風雨前的飛翔》Flying Before the Storm


導演的話─是百年大計,還是改革美容品?

在中國大陸工作已近十年、定居已近八年。《教改學堂》,是我在離台這麼段長時間之後,再次回過頭來處理台灣的題材。

一開始,這是個任務性的需要。在台北舉辦教育主題的紀錄片影展,不能沒有關於教改的影片。然而,教改要從何談起?廣設高中大學嗎?一綱多本嗎?多元入學方案嗎?或是近年來吵得最兇的十二年國教?說真的,這裡頭沒有一個是我熟悉的話題。在短時間之內,我也不可能深入這些治絲益棼的話題,否則,我必會深陷其中,無法自拔。而這無法自拔,是拍片大忌。
在非常初期的時候,我就想到,探討教改,其實是回顧與反思解嚴以來台灣各項改革的一環。這些改革,包括媒體改革、金融改革、政治改革、國企改革⋯⋯基本上以鬆綁為主軸、以權力下放為目標。但今天回顧諸項改革,其功過成敗到底如何?或許總的來說,釋放了民間的活力,同時加大了民營資本集團的能量,過往的黨國強控制的確被削弱了;然而另一方面,我們又看到M型社會的形成,以及不同意見者之間故作姿態式的劍拔弩張、無法健康對話,那麼,我們要如何來省思這二十年來的諸項改革,並繼而能夠有待來者呢?而在諸般改革當中,教育改革,又意味著什麼?占有什麼樣的地位?我就是抱著這樣的心情,來看待教改這個題目。

從這個問題出發,我看到台灣內在最深層的矛盾。一方面,當年對於教改願景,有著來自不分朝野的支持力量,因此才能成就李遠哲所主持的行政院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;但另一方面,每當政治鬥爭激化或經濟情況不佳,教育是最容易成為替罪羔羊的,小焉者政策改弦更張,大焉者讓部長匆匆下台。教育,到底是百年大計,還是改革美容聖品?在尋思這些問題的過程中,我突然想起去年我製作陳獨秀傳記紀錄片,對他在一九一六年所寫的〈吾人最後之覺悟〉一文,印象至深。當時正是二次革命討袁失敗的時刻,他在文中回顧了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的諸般改革或革命的層次,痛陳國人若對倫理未有深刻覺悟,則絕對無法脫胎換骨。他說:「古之人希冀聖君賢相施行仁政,今之人希冀偉人大老建設共和憲政,其卑屈陋劣,亦無以異也⋯⋯共和立憲而不出於多數國民之自覺與自動,皆偽共和也,偽立憲也,政治之裝飾品也,與歐美各國之共和立憲絕非一物。」文末,他高呼:「倫理之覺悟,為吾人最後覺悟之最後覺悟。」 面對此文,我忽然想到台灣在一九九○年代所發動的教育改革,改變師生關係、改變校長與老師的關係、改變家長與學校的關係、改變國家與教育的關係、改變傳統科舉思維與利益分配的關係、改變下一代跟未來想像的關係⋯⋯等等,不正是一倫理文化層次的改革嗎?而這個層次,難道不該高於任何其他改革而居於制高點的位置嗎?

且讓我們進行這樣的時空穿梭對比思考: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誕生,華人歷史上首次的共和革命在中國大陸開花結果;七年之後,一九一九年,以反傳統為主軸的五四新文化運動爆發。一九八七年中華民國解除戒嚴,華人歷史上真正去除威權的憲政首度在台灣落地;七年之後,一九九四年,以鬆綁與快樂學習為主軸的教育改革大遊行上場。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一思想文化與倫理層次的改革/革命,其間激進與保守之間的攻防,不知凡幾。一直混戰到一九三○年代,才因為九一八事變以及七七事變才讓攻防雙方暫息戰火,一致對外。二戰之後,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,一九六○年代到七○年代,尚有橫的移植vs.縱的繼承以及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辯論。但無論如何,一九一九年以降,華人社會對於倫理與文化變革的探討,主要在菁英與知識文化界。一直到一九九四年四一○遊行與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議之後,台灣發動全盤教育改革,這倫理與文化變革,才真正透過政策施行,全面貫穿了庶民社會,達於每一角落。其影響,可說是華人社會繼西元前二世紀「罷黜百家、獨尊儒術」之後僅見的,透過教師、家長與學生,普遍落實於庶民身上的心靈與思維解放運動。

問題是,庶民社會準備好承受這徹底變革了嗎?華人社會的現代化,如何消化陳獨秀所提出的倫理覺悟命題?如果無法突破倫理的牢籠,那麼,華人社會還能走向貨真價實的現代性嗎?如果不能,那我們該如何面對百多年來致力於建立共和,或是致力於反抗殖民的先賢先烈?我們該如何面對二十世紀的波瀾起伏?難道那竟是一大筆「剪不斷、理還亂」的糊塗帳?

我對這個問題的思索,僅能及於此。並且,我深知因為時間非常緊迫,我無法再進行深刻的挖掘、爬梳與辯證;再者,面對當下觀眾,恐怕我無法動不動就端出這些沉甸甸的命題。我只能把問題放在心上,然後展開我的尋訪之旅。這部影片的拍攝計畫,是以訪問為主軸而構成的。除了教改與反教改的親歷者,以及教育政策的決策者之外,我也訪問了家長、老師與學生。我必須把受訪者控制在一定數量之內,否則就會眾聲喧嘩,過度發散。但是,我要怎麼選擇受訪者,特別是那些庶民受訪者?於是,我經歷了從業近二十年來所未曾遇見過的經驗。當身邊親友或初識的友人,聽聞我在拍攝這樣一部影片,幾乎每一個人都可以馬上發表一堆見聞或親歷,並且都令人驚奇連連、生動萬分;然而,當我接著提出訪問拍攝的請求,有一半以上的人會拒絕。無論達官貴人、知識菁英或販夫走卒,都能對教改說上幾句話,這恰恰映證了我認為的「全面貫穿了庶民社會,達於每一角落。」然而,華人社會潛藏著的對於「倫理覺悟」的內心糾葛,是否造成拒絕訪問的動因?
雖然如此,在親友與工作團隊的協助下,我仍然找到相關訪問對象。特別是老師、學生與家長,他們都是我不熟悉的陌生人;我也沒有時間進行預先訪談,都是到了現場就架燈、架攝影機,然後就聊起來,我完全沒有預期他們會說出甚麼。但令我驚訝的是,這些彼此互不相干的受訪者、來自不同工作背景與生命經驗,然而他們的發言,卻在許多不同的層次上,造成相互超連結,或是交叉辯證的效果;這是始料未及的收穫,也是拍攝此片最迷人之處。正因為有這些庶民的訪談,加上教改推動者的親歷與反對者的意見,我才有可能在短時間之內,對這二十年來的教改進行輪廓描繪以及我所認為的關鍵點評。總的來說,我認為教改之所以遭遇困局,原因有三:一是傳統倫理文化思維慣性,一是台灣經濟發展意識,一是整體公部門效能問題;而這三者,沒有任何一個是單靠教育部門本身可以解決的。然而,如果教育部門要選擇一個關鍵穴位,以點擊出蝴蝶效應式的革新波紋,那麼我認為,讓公部門與民間社會之間產生更高度的交叉混種,或許是出路之一;這就是在片尾所提到的:私校公益董事與公辦民營學校。這是將公益的思維注入私營組織,或將民間的彈性活力注入公部門,是一種基因混種,而不僅僅是「學而優則仕」,或是「人民公僕」這類公是公、私是私的固有思維。拉開來看,在政治社會民主化的今天,政府不就是人民的一部分?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,企業不就該為人民服務?從這裡開始,我們其實正是透過對公私領域的再思考與再結構,來回答一百年前陳獨秀所揭示的倫理命題。並且,唯有我們能夠回答好這個命題,台灣方能繼續扮演華人現代性領航者的角色。而我想,擔任華人現代性領航者,正是台灣本身政經發展、國家安全、文化軟實力,以及有效嵌入世界脈動的關鍵法門。

而這,也是我在離台多年之後,回過頭來再面對故鄉,所得到的最深刻體認。從這一點來說,教育無疑是百年大計,將來若有人再將之作為改革美容品、用後即丟,我必起身抗議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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